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不少文章都对扩大内需作出深刻论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外需不确定性逐渐上升。扩大国内需求能够抵御外部冲击，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挖掘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提升消费供给效能、优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撑保障六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当前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特征？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制度性突破点何在？对此，本期《理论研究》特邀彭博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曲天石，解码消费动能重塑的深层逻辑，聚焦构建“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长效机制的实施路径。
提振消费的重要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扩大内需既是稳增长的当务之急，也是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战略抉择。您能否谈谈全面提振消费对于兼顾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发展的重要作用？
曲天石：短期看，在外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提振消费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必要手段。众所周知，过去几年，出口在支持经济发展中贡献比较大。从需求端看，2021年—2024年平均贡献了14%的经济增速，而且对于就业贡献比较大，按照商务部2022年的统计，外贸带动相关的就业人数超过1.8亿人，接近全部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但是，当前外部风险加大，主要经济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如美国滥施关税等单边霸凌行径破坏国际贸易体系，导致我国出口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趋弱。而内需尤其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稳定，2024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44.5%。
在这个背景下，提振消费会抵销出口的下行，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提振消费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市场活跃可以带动生产、流通等各环节的运转，增加企业收入和利润，稳定就业岗位，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例如，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新能源汽车、家电、家装等消费超过1.3万亿元，2025年进一步扩围至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新补贴”，预计将带动更多消费。
从长期看，提振消费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支持经济转型。我们所说的经济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增加经济自身的韧性，另一个是推动产业升级，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迈进。第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国内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稳步扩大，有利于企业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如全球经济危机、贸易摩擦等，国内经济能够依靠内需的稳定支撑，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运行。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国内消费要成为支持产业升级的动力之一。形象地说，就是我们的市场要首先消费自己企业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使得这些企业和行业有利可图。这样，国内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升级，可以为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和优化。
消费动能重塑面临的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当前消费动能减弱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是短期需求不足、中长期收入预期转变，还是消费模式根本性重构？
曲天石:我们认为，居民消费的放缓，主要在于预期和财务状况的改变两个原因。居民的消费决策不仅基于当前的收入水平，更与对未来收入预期紧密相关。当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增长潜力时，会倾向于增加当期消费；相反，若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居民会主动收缩当期支出。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这些外部冲击使得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多变，进而影响到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自身收入的预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现实的收入增速放缓，而是预期的变化使得居民在消费时更加谨慎，倾向于减少非必要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收入波动。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家庭财务状况的变化。如果用资产负债表理论来解释，可能更具体一些。随着过去十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财富水平不断提高，乐观的预期催生了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资产负债表的右侧是债务和家庭部门的净资产，而左侧是“现实的财富+预期的财富和收入”。
这个过程伴随着家庭部门负债率的上升。从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看，中国家庭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38%上升到了2024年的60%。但是，高债务也意味着家庭需要承担较大的偿债支出，包括本金的偿还和利息的支付。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偿债支出的增加必然会挤压消费支出的份额。在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时，这个压力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因为资产负债表左侧的“预期”部分会缩水，带来右侧的净资产部分的下降。这个过程中，家庭为了维持财务稳定，会优先选择减少可选消费，增加储蓄或偿还债务，这是一种理性的财务策略。
例如，许多家庭背负着长期的房贷。随着房价的波动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部分家庭可能面临资产缩水或收入预期降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家庭会主动降低消费水平，增加储蓄，以应对可能的债务风险。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增长，成为消费动能减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预期和财务状况等传统因素外，消费模式的根本性重构也对当前消费动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消费构成来看，家庭部门的消费逐渐从传统的实物商品消费向“体验式”服务消费转变。这种消费模式的变化体现了居民对生活品质和消费体验的更高追求。我们看到旅游、电影等消费在过去几个季度中都表现不错。以旅游消费为例，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2024年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5.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相比之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的实物销售额仅增长了3.2%。这表明居民在服务类消费方面的支出增长较快，而实物商品消费的增长相对滞后。在消费模式向服务消费转型的初期，服务消费的增长速度可能还不足以完全弥补实物商品消费增速放缓所带来的缺口，从而导致整体消费动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
构建“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长效机制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陆续推出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个税抵扣加码等刺激措施。从彭博跟踪的高频数据看，这些措施对耐用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实际拉动效果如何？在提振普惠型消费方面，除短期补贴外，还有哪些制度改革可能释放中长期潜力？
曲天石:从短期来看，政府出台的消费刺激政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据彭博跟踪的高频数据，2025年前四个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家电和通信器材销售额同比上升24%-25%，汽车销售量增长约12%，这充分凸显了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等政策对耐用品消费的拉动作用。在服务消费领域，消费券的发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2024年上海发放的餐饮、住宿等消费券，使餐饮和住宿消费同比降幅收窄，这表明消费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居民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市场的活跃。
然而，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仅靠短期补贴政策难以实现消费的持续增长，制度改革才是激发中长期消费潜力的关键所在，比如，中央提出的“整治内卷式竞争”，就是对症下药。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可能的制度改革措施：
其一，减少不必要的加班，增加居民闲暇时间。根据相关数据，2024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创下新高，达到48.7小时，显著高于多数主要经济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长时间工作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导致居民缺乏消费时间，从而抑制消费行为。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效用理论，消费者的效用不仅来源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还来源于闲暇时间的享受。减少不必要的加班，可以提升居民的闲暇时间效用，进而促进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从而提高消费水平。
其二，改善现有社保体系，降低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的社保缴费标准。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社保缴费过高会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据研究，中国的个人和企业社保缴费相当于员工工资的37%左右，高于经合组织26%的平均水平。而且，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的缴费占工资比例相对较高。由于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降低其社保缴费标准能够显著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强其消费能力和意愿，释放潜在的消费潜力。
其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限制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导致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意愿；二是限制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扩大消费群体规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人口享受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为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金融时报》记者：新能源汽车、银发经济、国货品牌被列为新消费增长点。这些领域能否实质性抵消传统消费的下行压力？结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消费演变轨迹，中国应如何避免陷入“低欲望社会”陷阱？
曲天石:首先，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与调整的关键阶段，新消费增长点的培育与发展具有现实和长期的必要性。中国房地产市场或许已步入新的发展模式，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后，其对消费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传统消费领域如地产链和奢侈品，受到经济形势变化、消费者偏好转变以及全球经济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一定的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新能源汽车、银发经济、国货品牌等新消费领域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
其次，这些消费领域已经看到了快速的增长。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去年其销量实现了35.5%的显著增长，这一数据充分彰显了该领域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从产业关联度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涵盖了众多上下游产业，其发展不仅带动了电池、电机、充电桩等直接相关产业的繁荣，还促进了智能交通、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我们的研究认为，从长期趋势分析，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在GDP中的比重有望持续增加。在比较乐观的预测下，未来2至3年，地产链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将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而以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将实现略高于此的增幅，从而大幅抵消房地产产业链下行所造成的缺口，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银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广阔的前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群体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涵盖养老服务、老年医疗保健、老年旅游、老年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银发经济，不仅能够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国货品牌的崛起则体现了消费者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国内品牌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品质管控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国货品牌在服装、美妆、电子产品等众多领域逐渐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其市场份额的扩大有助于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增强中国经济的内循环能力。
最后，从宏观经济理论中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会不断升级与优化，消费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新消费增长点的出现正是产业结构升级在消费领域的体现，它们代表着更具科技含量、更高附加值、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消费方向。然而，新消费领域的增长只是消费市场的一部分，要实现消费持续增长，还需从政策层面进行深度改革，并有效提升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间，其消费市场呈现出需求低迷、消费动力不足等特征，逐渐陷入“低欲望社会”陷阱。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泡沫破裂导致居民资产缩水、长期经济停滞引发就业不稳定和收入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中国应深刻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政策层面的改革至关重要。政府应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消费市场的繁荣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领域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潜在的消费能力。例如，提高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教育公平性，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和劳动力质量，还能减轻家庭在教育方面的负担，促进教育消费的增长。在医疗领域，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降低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
其二，提升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激发消费潜力的关键。企业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注重员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和晋升机制。政府也应加大对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就业市场的公平与稳定。此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从根本上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其三，社会文化和消费观念的引导也不可忽视。通过宣传教育和文化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鼓励积极健康、绿色环保、理性的消费观念，避免过度消费、盲目攀比等不合理消费行为。倡导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提升居民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增强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和收入增长潜力。
促消费需要政策的协同发力
《金融时报》记者：《意见》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等六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政策协同发力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保障。那么，未来促消费政策还有哪些期待？
曲天石:消费作为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复杂变量，其增长态势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消费不仅与居民当前的收入水平、财富状况直接相关，还深受消费预期、文化习惯以及消费场景（供给）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促进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政策协同发力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保障。
从短期政策来看，以旧换新等促销政策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政策通过给予消费者直接的经济激励或补贴，降低了特定商品的购买成本，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在信贷政策方面，加大了对服务消费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力度，并根据服务消费具体场景和特点，提供个性化、差异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使得促消费与惠民生相结合。从长期视角来看，要想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于消费扩张的制度环境。财政政策在其中可以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在社保领域，增加财政资金投入以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社保缴费比例，能够有效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这一举措对于释放消费潜力具有显著效果。此外，财政资金向育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倾斜，有助于减轻家庭部门的预防性储蓄负担。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家庭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会预留一部分储蓄。当政府通过财政支持降低家庭在这些方面的支出压力时，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将会减弱，从而释放出更多的消费资金。
从消费预期理论的角度分析，这些长期的财政支持政策能够稳定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自身财务状况的乐观预期，会增强其消费信心，使其更愿意增加当前的消费支出。这种预期的改善不仅有利于促进消费的短期增长，还能够为消费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促进消费需要政策的协同发力，保持足够的耐心，久久为功。在短期内推出有效促销政策的同时，更应注重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在社保、育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积极介入，虽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成效，但无疑将为消费扩张注入持久动力，使其更具可持续性，从而全方位助力国内需求的扩大，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图片 紫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