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产业链高度协同的当下，贸易政策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连锁反应。近年来，美国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将其作为贸易博弈与政治施压的工具，对全球经济秩序、通胀走势、投资市场以及中美经贸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3个月来，美国就加征所谓“对等关税”与多个贸易对象进行谈判，但进度显著不及美方预期。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信函给日韩及南非等14国威胁征税，随后，他又签署行政令，延长“对等关税”暂缓期至今年8月1日。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关税调整打破了原有贸易成本平衡，通过供应链的复杂传导机制，冲击各国的生产、消费与投资环节。为此，本期《理论研究》专访了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高瑞东博士，深入探讨美国关税政策的多重影响以及中美经贸关系在新框架下的发展走向，为理解全球经济趋势提供前瞻视角。
美国关税政策对全球通胀与投资市场的双重冲击
《金融时报》记者：在全球产业链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的关税政策是如何通过供应链的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剧全球通货膨胀，并导致投资市场萎缩的？
高瑞东：短期而言，美国关税政策将抬升进口成本，带来阶段性的通胀压力。美国居民消费中有16.7%依赖进口。进口商品则通过中间品、资本品、消费品等渠道，直接或间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从实际操作来看，关税的成本并未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而是由出口商、进口商和消费者共同分摊。今年5月以来由于中美互降关税、企业消化关税成本，美国通胀风险较前期已明显弱化，预计本轮关税税率上调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或低于1个百分点。
中长期而言，需关注因供应链重构引发的效率损失，而带来的长期通胀压力。当前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致使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从“成本优先”转向“弹性优先”。在此背景下，企业被迫通过进口来源地转移、本土化布局等方式规避关税和贸易限制，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这些额外成本最终会通过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进而推升全球通胀水平。
对于投资市场而言，一方面，政策不确定性加大将抑制投资信心。美国政府将关税视为谈判工具，频繁调整关税税率和范围，导致企业难以预判市场环境，长期投资决策更趋谨慎，从而抑制全球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关税税率的上调，不仅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同时也打击居民消费信心，使得企业利润空间被迫压缩，部分企业被迫裁员或转移生产线。例如今年4月，受对等关税影响，沃尔沃集团提出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在美国三家工厂裁员550人至800人。
全球贸易规则重构：WTO困境与RCEP的崛起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关税政策层层加码，贸易冲突不断升级，是否意味着现行的多边贸易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机制，已在应对此类争端时失去效力？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区域性贸易联盟，是否会借此契机加速发展？
高瑞东：近年来，WTO陷入机制瘫痪与谈判停滞的状态，成员分歧加剧导致多边机制的效率下降，具备相同地理、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基础的国家开始转向区域性贸易协定。2020年11月，中国、东盟十国、日韩澳新共15国正式签署了RCEP，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域，标志着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区正式启航，在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下，给我国企业带来更多探索市场的可能性。
RCEP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出口市场。2024年我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3.2万亿元，同比增长4.5%。三年累计进出口规模占我国总进出口额超过30%。二是降低了贸易成本。RCEP逐步取消了各国之间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十年内90%以上货物将最终实施零关税，贸易通关效率大大提升，推动区域内生鲜类、易腐类农产品的交易规模增长。三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整合。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降本增效、产能转移重获竞争力，汽车、高端制造、高新技术等产业借助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区域合作双向奔赴。
近年来，我国贸易结构更加多元化，美国占我国贸易份额逐渐下滑。2025年5月，美国占我国出口份额降至9.1%的历史低位。而同期东盟占我国出口份额由14.6%升至18.5%，对日韩澳新四国合计出口额也超过对美国出口份额。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RCEP在我国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从RCEP的发展进程来看，其确实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美国市场不可替代性逐步减弱，但这种替代作用是渐进的。短期内，美国在金融、技术等方面仍然具备比较优势。但长期来看，RCEP通过区域经济整合、供应链重构和规则创新，正在形成与北美、欧洲并立的新增长极。
关税成本传导下的美国通胀
压力及政策调整
《金融时报》记者：从经济学的成本传导理论来看，这种由关税引发的企业成本增加，是否会通过消费端等渠道，进一步加速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政府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缓解这一潜在危机？
高瑞东：从经济学视角看，美国新一轮关税存在显著的成本传导效应，正在引发企业成本上升，其从企业端向消费端扩散，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
其一，关税会推升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并减少进口商品的供给，从而使得美国整体商品供给减少，推升商品通胀。从实际数据看，2025年5月美国通胀数据中，部分商品价格已经开始环比上涨，例如家电价格连续两个月上涨，环比增速均为0.8%；医疗保健用品价格连续两个月上涨，环比增速自上月的0.4%升至0.6%；娱乐用品价格连续两个月上涨，环比增速均为0.4%；汽车轮胎价格上涨，环比增速为0.8%，上月为-0.4%。未来随着关税影响持续，涨价现象或逐步显现。
其二，从节奏上看，考虑到零售商库存缓冲以及中间品成本传导时滞，加征关税的影响不会一次性显现，2018年经验显示加征关税一般在两个月左右传导至通胀。因此，预计本轮4月对等关税的冲击，将自6月起逐步显现，推升下半年通胀水平，在6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已经将今年美国通胀的中值预期从3月预计的2.7%进一步抬高至3%。
为减少通胀上行压力，预计美国政府一方面以关税部分回调，缓解关税对通胀的负面影响。例如，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延长所谓“对等关税”暂缓期，将实施时间从7月9日推迟到8月1日，这指向特朗普试图通过阶段性的关税豁免，为美国企业供应链减压。
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石化能源供应，抑制因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例如，特朗普减税法案中，提及要求加快联邦油气项目审批流程，保留油气行业税收抵免补贴，减少对油气作业甲烷泄漏的监管要求等条款，用以增加美国国内的能源产量，保证能源价格低位运行，抑制通胀上行压力。但随着中东地缘局势波动，国际油价上涨，从美国市场角度看，截至6月23日，美国汽油与柴油零售价分别为3.34、3.78美元/加仑，明显高于月初3.26美元/加仑、3.45美元/加仑，可能对6月的通胀数据产生一定压力。
中美伦敦经贸磋商：机制启动
与未来展望
《金融时报》记者：2025年6月9日至10日，在伦敦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本次伦敦会议达成了原则性协议框架，您认为这一框架对中美未来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将起到哪些关键作用？
高瑞东：中美伦敦会谈达成了原则性协议框架，此机制旨在落实两国元首6月5日通话共识及日内瓦会谈共识，为双方提供对话平台，有利于增进互信、凝聚共识。
其一，日内瓦共识达成后，美方接连推出的多项对华歧视性限制措施，一度干扰了双方对话进程，这反映出中美之间建立互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此背景下，6月5日中美元首战略沟通为双方排除干扰破坏、克服困难挑战提供了重要引领。中美双方能够在伦敦进行坦诚、深入的对话，本身就传递出积极信号。这再次有力表明，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一些敏感且分歧突出的领域，但通过建设性对话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空间，始终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也是处理中美关系的理性、负责任之道。
其二，作为中美经贸磋商机制框架下的首次会议，伦敦会议的成功举行，标志着该机制正式启动并进入机制化运行轨道。这将便于及时沟通协调，减少误解，加强合作，不仅给中美经贸注入稳定性，也必将为当前复杂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不过，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的显著特征依然突出。中美能否持续积累互信，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最终取决于美方能否恪守“对两国人民负责，也对世界人民负责”的承诺，真正将共识转化为不可逆的行动。
关税压力下中国出口企业的生存挑战与突围策略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政府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已持续数年，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哪些实际挑战？中国企业又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高瑞东：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确实对我国企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2017年至2024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额由5036.5亿美元降至4294.3亿美元，降幅达14.7%。我国占美国进口份额由21.6%降至13.2%。新增关税大概率由中国厂商和美国进口商共同分担，具体程度则根据依赖度而有所差异。这也意味着若中国企业利润率较低且议价能力较弱，则可能面临退出美国市场的风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整体出口仍然保持较强韧性。总出口规模由2018年的2.49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3.58万亿美元，企业通过多种策略应对关税冲击：
其一，产品升级。部分商品因其高技术壁垒、产品差异化显著、需求刚性等特征掌握了定价权，将关税影响转嫁给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实现了对美出口的量增价涨，例如电机和电气设备、有机化合物、铝及其制品等行业。
其二，以价换量。部分技术门槛较低、同质化程度高且具备充足利润空间的商品通过以价换量的策略来面对关税和海外竞争，例如钢铁制品、塑料制品、家具等行业。
其三，转口贸易。部分商品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规避高关税的影响，我们看到2025年4月对等关税落地后，我国对美国出口大幅回落，但同时转口贸易规模大幅飙升。中国对越南出口同比增长22.5%，同时越南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34%。
其四，产能出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海外布局产业链，也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展到了装备制造业领域。2018年到2023年我国对东盟主要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复合增速均超过两位数，目前已建立较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也带动了相关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出口增速上行。
通过多维度政策提升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将如何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多维度的政策调整以及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全面提升自身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高瑞东：当前国内经济面临物价下行压力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双重挑战，叠加美国关税壁垒升级的外部冲击，可能加剧“需求收缩—供给承压—预期转弱”的负向循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世界力量的多极化、关税等形式冲突的常态化，因此需筑牢内需战略根基。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构建以收入和保障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同时提高消费补贴的精准度和力度，在暑期来临时加快落实服务型消费补贴，促进文旅、游学等类型消费的增长。
其二，强化全产业链韧性，并加强重点技术攻关克难，培育产业创新和增长点。通过税收返还和补贴，鼓励企业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突破当前低价竞争困局。推动以大企业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产业链整体升级，带动众多小微企业实现发展。此外，在当前外部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强化企业出海风险意识，与金融机构协同做好汇率对冲在内的完备风险预案。
其三，完善政策预期管理和沟通，如更高频率召开宏观经济政策发布会或非正式的吹风会，及时向市场传达正向信号。可借助大数据等手段更及时了解市场情绪波动，提前制定预期引导预案。此外，当前正值居民资产结构加快调整阶段，强化引导积极预期的具体抓手在于稳定房价以及进一步提振资本市场，如通过加大引导企业回购和分红力度提升投资者回报。
总体而言，当前需提升外部冲击常态化的发展韧性，以打造强大内需为根基，以科技和消费双轮驱动为抓手，以稳定市场预期为前沿阵地，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图片 明天）